大明嘉靖年间，成都府下辖的彭县发生了一桩普通的官场弊案。
说它普通，是因为这案子的规模很小，案情简单，罪行寻常，讲起来实在是乏善可陈。可正因为它太过平常，在大明一千多个州县里颇具普遍意义。于是这一桩普通小县的普通小案，俨然成了一个繁盛王朝的青之末。
彭县紧邻成都府的北边，相距四十多里，乃是川西重镇。有诗人写过一首《彭州歌》：“彭州昔号小成都，城市繁华锦不如。”评价殊高。
嘉靖二十年（1541年）二月，一个叫陶成的当地人走进彭县县衙，高高兴兴领了吏帖，成为吏房的一位书手。
先简单介绍一下大明县衙的构成。
明代县衙里，最大的自然是知县，叫作主官。他有两个副手，一个是县丞，一个是主簿，这两位叫作佐贰官。他们仨都是有品级的朝廷命官，县里的行政长官。在这三人之下，还有一位典史，叫作首领官，但没有品级，不入流。
再往下，衙门里最重要的行政机构，叫作三班六房：三班是指皂班、壮班、快班，负责仪仗、治安、缉捕之类，有时候还会多一个捕班，和快班合在一起，就是老百姓熟悉的“捕快”；而六房对应的是朝廷六部，分为礼、吏、户、工、兵、刑六个部门，各有主管业务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承发房和架阁库等办公机构。
在这些机构里办事的人，统称为吏，也叫“胥吏”或“吏胥”。“胥”这个字，本意是有才干之人，十有二人，后来引申为基层公务员。
陶成加入的，是分管人事的吏房。他应该受过教育，会识文断字，在吏房里担任书手——顾名思义，就是负责各类公文档案的书写、抄录。
听起来好像是个琐碎活，可里面的门道实在不少。古代没有复印机和照相机，公文全靠书手一笔一画写就。他大笔一挥，偷偷篡改几个字，往往能决定一人乃至一户的命运。
举个例子。崇祯时广州府有一个粮道吏职出现空缺，一个叫刘俸的吏员垂涎已久，但是资历差一点。他遂买通了吏房书手，偷偷修改了自己的申报材料，把最关键的一个日期“五月二十八日”涂抹成了“九月二十八日”。幸亏当时的推官心细，查了官府里的原始档案，发现日期对不上，这才查获弊案。
书手落笔一字之差，甚至能左右官职的选拔。可以想象，他的寻租空间该有多大。陶成靠着手里的这点权力，没事收取一些常例贿赂，日子过得不亦乐乎。
四年之后，也就是嘉靖二十四年八月，一个叫陈佐的人也加入彭州县衙，在户房担任算手。
户房和吏房并称两大要害机关。户房管的是钱粮税赋之事，日常业务涉及大量繁复计算。陈佐脑子灵活，数学好，对于数字得心应手，很适合这个职位。
和吏房书手一样，户房的算手也有能力掌控着别人的命运。他只消在账簿上做一做手脚，一户农民便会生不如死。比如万历年间的济南府，曾有一户刘姓人家，得罪了当地算手。纳税之时，算手硬把他家六亩三等瘠田划成了一等上田，结果概算下来，要缴纳的田税翻了一倍，一家人只好上吊了事。想避免这事？很简单，拿银子来喂饱便是，可见这其中的寻租空间也不小。
书手和算手都是胥吏的一种，他们没有官身，不算体制内，薪俸也不纳入国家财政开支。可是这些人把持着具体政务，又是本地人，比上官更熟悉地方情形和法令文牍，很容易从中做手脚，有时候日子过得比主官还滋润。
尤其嘉靖年间，对胥吏来说正是个好时候。在这之前，胥吏都是有名额限制的，可到了嘉靖年间，突然掀起了一阵扩编热潮，胥吏人数陡增。有人曾抱怨说：“衙门吏胥，原有定额。今郡邑吏想如故，胥较前增十倍不止。朝穿青衣而入，暮各持金而回。”可见其盛况。
陶成和陈佐的入职，即得益于这个大背景。
这两个人为了能放心舞弊，不约而同地拜了县衙里的屠主簿当靠山，就此相熟。吏房和户房本来联系就比较紧密，两个人很快勾结到了一起，沆瀣一气，其所作所为，用后来官府判决的话说就是：“各结揽写法，讨钱使用。”
怎么个讨钱使用呢？
嘉靖二十五年（1546年）八月，彭县决定佥派一批老百姓来三班服役，指派吏房和户房执行。陶、陈两人一听，哈哈，钱来也。
这里要先说明一下，大明的县衙体制很有意思，大致可以分成三类：官、吏、役。
彭县的知县、县丞和屠主簿这样的人，在朝廷吏部挂着号，算是官员编制；像是典史以及六房的正副主官，无品级，算是吏员编制；至于像陶成、陈佐这样的书、算手，连编制都没有，差不多算是聘任的合同工——当然，胥吏往往世代相继，比合同工可稳定多了——无论如何，他们仍旧属于“吏”这一层级。
再往下，到了具体的执行团队，则只能称为“役”。
这个“役”，指的是徭役，更准确点说，是力役。说白了，就是给政府出力气白干活。一县的日常杂事，比如马夫、门子、库夫、禁子、防夫、纤夫、伞夫、吹手之类，都属于役。这些役职并没有常设员工，都是从当地老百姓里挑选出来的，维持机构运转。很多公共事务，比如修缮营造、解粮征粮之类，官府也会佥派老百姓来应役。
甚至连负有治安职能的三班，都不是专职。比如皂班，主要负责迎来送往、站堂呵道。青天大老爷在公堂上一拍惊堂木，他们拿着水火棍喊“威武”；青天大老爷出巡，他们负责在前头举着“肃静”“回避”大牌子的仪仗。看着威风体面，其实这些皂隶也属于“力役”，可能今天站完堂，明天把皂服一脱就回家种地去了。为啥叫他们衙役而不是叫衙吏，原因即在于此。
在一个衙门里，几个“官”在金字塔尖负责决策，几十个“吏”在金字塔中间负责调度规划，几百个甚至上千个“役”在金字塔底吭哧吭哧干活。
事实上，县衙的大部分工作，都是靠这种佥派百姓来完成的。原因很简单，便宜啊。来充力役的老百姓是不拿工资的，还得自负伙食。徭役之害，大半来源于此。正如李乐批判的那样：“居官者利其白役无工食，宴然差遣之，竟不知食民膏髓，为可痛惜，一大害也。”
当然，朝廷也深知这事对百姓负担重，虽然不能免除，但多少会做到公平一点。在具体的佥派规则上，要充分考虑百姓家庭情况，依次轮值，人口钱粮少的，去服一些相对轻松的徭役；人口钱粮多的，去服一些比较重的徭役，以示均平。
可惜，这只是理论上的设计，实践中有的是办法可以突破。
咱们回到嘉靖二十五年这一次佥派。
彭县三班这一轮的役期已满，很多衙役要返回家里，必须佥派一些新人来填补。这个动作，涉及户房和吏房两个部门：户房负责查询户籍轮值表，确定应役人选；吏房负责登记造册。这份工作，便交由陶成和陈佐两人来完成。
他们俩接到任务之后，第一件事，就是寻找合适的索贿人选。
可巧在佥派名单里，有一个叫刘选的平民。他被安排的役职是快手。这个快手，可不是做主播，而是在快班服役之人。快手的日常工作有两大块：一是递送官府公文，二是缉捕治安。常年要奔走于十里八乡，很是辛苦。
刘选不大乐意去做快手，可拒服徭役是很大的罪过，他只好找到陶成、陈佐二人，商量看有没有啥法子。陶、陈二人居中协调，很快就拿出一个办法。
他们找到一个叫刘本敖的闲汉，刘选每个月出三斗米、三钱白银，让刘本敖替他应这个差事。反正审核的人是陈佐和陶成，只消在刘选户籍上勾一个应役，然后在三班名簿上补一个刘本敖，人数不缺就行了，没人会认真核对名单。
这个操作，在贪腐业内有个专业术语，叫作“买闲”。
刘选花了钱，但免得辛苦，自然心满意足。刘本敖也很高兴。快手虽然是个卑贱的职位，可若有本事，也能赚钱。刘本敖这种人，常年混迹衙门，熟悉各种门道。普通百姓避之不及的差役，对他来说，反而是好事。
比如衙门发现某户人家牵涉官司，发下牌票——一张纸，上用墨字写明事由与限定日期，朱字签押，盖有官印，作为差役执法的凭。刘本敖拿着这张牌票，便可以上门讹诈。《几亭全书》里对这种情况描述得特别生动：“差人持粮票下乡……黑夜排闱，就床擒索，举家惊惶，设酒送饮；及去，衣服鸡犬一空。假如欠银五两，此番所费二三两。手头愈空，钱粮愈难完办。”
还有更绝的。刘本敖还可以勾结陶、陈这样的胥吏，开出一张不盖官印的白头牌票，下乡随意找人讹诈。反正老百姓不懂法，很容易就被唬住。《官箴书集成》里如此记录：“每一快手一二十两，贿买户书写就。……盖快手借票催粮，原非为催粮计，不过借印票在手，无端索害乡人。农民多不识字，又多良善之人，彼即有完票在家，快手欲无端害之，几十里外向谁分诉。……一张票，乃一快手几年生活也。”
一张票能榨出几年逍遥日子，可见区区一个快手，只要勾搭上胥吏，就能打开一片天地。
不消说，刘选、刘本敖事后还得拿出一点钱粮，孝敬陶、陈两位。
很快，一个叫王廷用的人也找上门来。他一直在皂班当差，这次应役期满，可以回家了。可王廷用不愿意走，因为皂隶的油水不少。比如打官司时内外递个东西、传个消息，打板子时轻重斟酌几下，也颇有几分银子可收，比种地轻省多了。
于是王廷用求到了陶、陈二人。在他们一番运作之下，王廷用成功买闲，顶替了另外一位叫严思安的徭役，继续待在衙门。严思安还得每月给王廷用提供三斗米、三钱银的工食。
王廷用觉得这两位太厉害了，便把自己的同族亲戚王廷美介绍过去。王廷美受过教育，能识文断字，他不想在役职里混日子，打算弄个胥吏干干。
这事陶、陈能办成吗？也能。
县衙里的胥吏，来源大多靠佥充，即从地方上选拔而来。只要你身家清白，年纪没过三十，而且通过了业务考核，就有机会充任。不过吏职少，申请的人多，因此朝廷立下个规矩，叫“行柱定参”。
简单来说。你取得了佥充资格，并不会马上授职，而是作为“候缺吏”写入“公格眼簿”，排上队。什么时候吏职出缺了，按照公格眼簿的先后顺序，依次参充，这叫行柱。
行柱排序的门道很多，有超参行柱、陛纳行柱、农民行柱、截参行柱、东征行柱等等，算法各不相同，彼此之间还有优先级。但是，越复杂的规则，越容易被经手胥吏玩出花样来，什么恋参、压参、超参、指参、争参，让人眼花缭乱。
陶、陈为王廷美准备的花样，叫“越次争参”，就是通过涂抹、篡改公格眼簿，把他的候选排名挪到最前头，一有吏缺，立刻便能授职。
于是，王廷美就这样被运作进了户房，成为陈佐的同事。
可巧在这一次佥派结束之后，屠主簿病逝，新来了一位主簿叫王仲杰。陶、陈、王三人赶去巴结，很快成为其心腹。有这么一尊神上头镇着，他们行事便更加肆无忌惮了。
我们看到，这么一番操作下来，陶成、陈佐两人上结主簿，横勾六房，下联快手、皂隶，俨然在彭县衙门里形成了一个上下贯通官、吏、役，横跨诸多部门的小利益集团。
这个利益集团形成之后，都干了什么事呢？史无明载，不过后来官府在审判这个集团时，批语里用了四个字——生事害人。字里行间，可以想象是怎样一番寻租的热闹胜景。
转眼之间，到了嘉靖二十八年十月，又到了缴纳粮税的时节。
这是官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，一到这会儿，诸县上下都会忙得不可开交。老百姓们除了苦着脸纳完粮税之外，还得提防另外一种麻烦，叫“解户”。
要知道，粮食不会自己走路。各村各乡上缴的粮食，还得集中起来，运到指定的仓储地点入库，才算完。大宗粮食的运输调动，是一桩耗费浩大的工程。好在官府聪明得很，把解送粮食划为徭役的一种。也就是说，可以佥派老百姓来做这件工作，而且是白干。
这些负责运粮的老百姓，被称为“解户”。
彭县在嘉靖二十八年十月的总征收额，是六千六百石整，一共佥派了六十二个解户。每一个解户负责解送的粮食数量与地点，都不一样。
篇幅所限，咱们只介绍涉案人员的情况：杜山一户，解送本仓禄米二十五石；张冯刚、龚本舟、易本真、江淮四户，共运广丰仓火米四百三十石六斗。其他五十七户也各有任务，不过与这个故事没关系。
根据流程，解户要准备一份标准尺寸的空白文簿——连这个都要自己出钱——带去衙门。吏房会先与户籍比对，验明身份，在空白文簿上写下解户名字，证明到役；然后户房会根据事先的计划，在文簿上填好解户负责的解额以及运送地点，盖上官印。
这份文簿，即解户在解粮过程中的通行证、介绍信和回执。
彭县吏房与户房负责填写文簿的，不用说，又是陶成与陈佐两个人。如此好的勒索良机，他们两个是绝不肯放过的，遂公然向六十二个解户索贿。
解户们对此痛恨不已，却根本无计可施。因为陶成和陈佐身在两房，职秉亲书，想要整人，光是明面上的手段，就能把你玩得欲仙欲死。
比如说，你拒绝贿赂，陶成会查看你的家产，把你家快病死的老黄牛算作成年畜力一头，把你家两个半大小子算成丁壮两口。天哪，这么富裕的一家，必须多承担点责任才行。他大笔一画，把原来你负责解送的五十石涨到了一百石。
这还不算完。你带着文簿到了陈佐那里，陈佐在上头写了四个地名，让你去提粮食运入县库。你一看，好嘛，三界、庆兴、磁峰和龙门山，这四个乡分别位于彭州东边、北边、西边和西南，差不多可以围彭州跑一圈。而且其中三处都位于山区，推起小车运起粮食，感觉极度酸爽。
你就算上告，也只能去主簿王仲杰那儿告。他会支持谁不言而喻。你如果连主簿都不服，还想上告知县，那更得想清楚了——嘉靖二十九年，彭县知县和县丞职位一直空缺未补，由主簿代理县政……
好在陶、陈二人不算太贪心，每一个解户只索贿七成色银八分。六十二个解户，一共凑了四两九钱六分，交两人平分。
两人收完贿赂，便开始给这六十二个解户安排运输计划。由于大家都出了银子，陶、陈也不必特别偏袒谁，尽量公平地进行调配。说来讽刺，这本该是小吏分内之事，却要在集体行贿之后才能实现。陶、陈两人不用多做任何事，只是尽责地完成了本职工作，就能凭空造出一片寻租空间来。
计划分配完毕，六十二个解户领取文簿，各自散去忙活不提。
在杜山负责的区域，有一个叫方晓的农户，需要缴纳二斗七升粮食。他嫌有点多，便求到了王廷用那儿去。王廷用虽然只是一个小皂隶，可他跟陶、陈二人关系不错，深谙寻租之妙。王廷用先从方晓那里收取三升粮食，落进自己口袋，然后带着一斗七升粮食去上纳，强迫杜山按二斗七升足额收取，还顺手讹了对方五分银子。
杜山为此十分愤恨，要知道，解额如果不足，是要解户自家往里填。王廷用这么一截一收，等于自己要平白多负担两斗大米。若是陶、陈二人也就算了，你一个皂隶怎么也敢凑过来讹诈？
可他只是一介平头百姓，皂隶也是没法惹的。不提别的，王廷用若是说动刘本敖，拿着空白牌票到家里来不走，几天吃喝用度就足以让杜山破产。
皂隶已经算是衙门生态链的最底层，权力小到可怜，可即便如此，仍能从两头榨取些许好处。
来到了嘉靖二十九年三月。大部分解户都完成了自己的运输任务，放心归家。可是杜山只完成了二十二石五斗，还差二石五斗；张冯刚、龚本舟、易本真、江淮四户，完成了三百九十石二斗三升，还欠三十八石三斗七升。
这五个解户，一共拖欠了四十石八斗七升大米。
如果是别的时候，这点差额含糊一下就过去了。可不巧的是，从去年——嘉靖二十八年——开始，每年年底，朝廷要求各地官府要把一年出纳钱谷修成会计录，分列岁征、岁收、岁支、岁储四柱，以杜绝积弊。
更不巧的是，在嘉靖二十九年，贵州铜仁和云南沅江陆续爆发了规模不小的叛乱，朝廷调集四川、湖广、贵州三省大军会剿。这一应军费开支，都得仰仗四川布政司承担，其中成都府更是力扛大头。
成都府为了应付审计和军费，恨不得把仓廪里最后一点粮食都刮走，对于辖下诸县的税赋数字极度敏感。彭县的粮食一少，成都府立刻就有了反应。
最先觉察出问题的是一位姓鄢的巡按御史。他本来想责成彭县自查，又怕上下串通，于是调来了垫江县的胡知县，以第三方的身份去核查钱粮。
胡知县抵达彭县的时间是嘉靖二十九年的六月。署理县事的主簿王仲杰派了本衙户房的一个人配合工作，这人正是陈佐。
此事调查难度不大，很快胡知县便查明，短少的四十石八斗七升大米，是彭县佥派的解户解粮不足额之故。胡知县认定是那些解户监守自盗、暗中侵吞了这部分粮食，决定判他们一个侵欺之罪。
注意，胡知县查明的，是彭县解户侵欺这个事实，但具体是哪一个解户干的，他一个外地人无从措手，得靠当地户房的胥吏去调查明白。于是胡知县把陈佐叫过来，让他去把相关人等拘来衙门听审。
陈佐嗅觉灵敏，胆大包天，一听胡知县的口风，立刻意识到这又是一个发财的良机。
他身为户房算手，一查账册就知道怎么回事。陈佐把杜山、张冯刚、龚本舟、易本真、江淮五个人叫到一起，说你们要倒霉了，胡老爷知道你们欠粮太多，要判重罪。你们几个如果凑二两银子给我，我就给你们想办法遮掩。
杜山本来就一肚子气，听到陈佐还敢要钱，坚决不肯给，转身走了。其他四个人琢磨了一下，纷纷表示，他们愿意出钱免灾。
陈佐收下二两银子，施展出了一招“李代桃僵”。
胡知县在垫江做官，并不熟悉彭县情由。钱粮短缺，他可以通过账册计算，但到底是谁侵欺，就没有什么人脉可以去查实了。
陈佐抓住这个破绽，找到吏房的陶成，凭空捏造出一个解户，名字特别有日本味道，叫作江张本舟——其实就是从四户人名各取了一个字，那四户所欠的三十八石三斗七升大米，都一股脑算到这个虚构人物头上。
接下来，陈佐上报胡知县，声称是杜山和江张本舟两个解户拖欠。胡知县只关心钱粮落实，哪里想得到其中一人是虚构的。他大笔一挥，判决两户侵欺之罪，徒五年，如数追缴前粮。不过《大明律》允许用谷物折抵刑期，胡知县给开了个价，如果犯人愿意上纳七十二石罪谷，便可以抵消徒罪。
这七十二石罚款，名义上由杜山与江张本舟分摊，一人三十六石。
江张本舟的三十六石，自然是那四户人家分摊负担。他们虽然肉疼，好歹不用被抓起来了。只是苦了杜山。本来五人均摊罚款，一人只需负担十四石四斗。现在那四个人合为一人，自己负担陡然增加了一倍不止。
判完案子，胡知县便按程序上报按院，抄送成都府通判，同时发给彭县主簿，责成他们监督人犯缴纳前粮以及罪谷。
到了这一年的十月份，这四户人家总算把没完成的解额与罪谷缴纳完成，逃过一劫。
只有杜山陷入了绝望。
当初户房安排给他的解额是二十五石，尚且完不成，更别说还有追加的三十六石罪谷。杜山在后来的供状里，自承当时自己“陷入死地”。
就在这时，杜山忽然听说，那四家人是靠陈佐捏造出一户假人才得以过关的。他大为愤怒，如果当初陶、陈二人没有收取贿赂，如果王廷用没来敲诈，他说不定能完成自己的解额，不用受这么多罪。
这两个人是罪魁祸首，拼上自己破产，也不能饶过他们！杜山暗暗下了决心，可是县里有王主簿一手遮天，要告，只能去成都府里投诉。
可告官也不是那么容易。杜山的案子已有了定论，想要翻案太难，而且也没什么可翻的，他确实没完成。得选一个好切入点，才能引起上级高度重视。
杜山大概得了一位高人指点，他向成都府提告的状子，对自己的事只是约略一提，重点放在了“李代桃僵”这件事上。他控诉陈佐这个刁吏，明知胡知县前来盘查钱粮，仍收取贿赂，伪造户籍，替那四户遮掩罪行。
这一招特别狠。领导不介意你糊弄百姓，但非常介意你糊弄他。平日鱼肉百姓也就算了，上峰来查账也敢弄虚作假？也太不把成都府放在眼里了。
这一剑，就戳到了要害。
杜山的招数不仅如此。他在状纸里还特意提了一句，说彭县上一任杨知县，曾经打算要革除陈佐、陶成、王廷用、刘本敖等人，结果反被他们联手陷害而死。这些人至今仍逍遥法外，剥害乡民。
这一招就更狠了。
这几个人到底有没有陷害杨知县、怎么陷害的，后人永远不可能知道了。但这种事情，在当时很有可能发生。
知县是科举出身，精熟典籍，却未必了解庶务，何况他又是流官，干几年就要调走。胥吏们虽然地位卑贱，却深谙乡情，彼此抱团，把持着大部分基层政务。所以在县衙的生态圈里，胥吏集团可以和县太爷相颉颃。真逼急了，胥吏们施展手段，甚至可以把知县生生逼走。
在崇祯朝的广州府新安县，曾有过这么一个案例：新安县里有个胥吏叫陆荣祖，想要谋求一个职位，可负责选拔的承行吏员陶一魁秉公行事，拒绝了他的要求。陆荣祖大怒，竟然活活把陶一魁殴打致死。这么一起严重的人命官司，新安知县居然不敢管，生怕得罪了陆荣祖。直到苦主上告广州府，凶手才得以伏法。当时的广州府推官颜俊彦在判决里感慨：“吏之如虎也，令之如羊也。”可见有时候知县也是弱势群体。
《吏治悬镜》里对胥吏的凶悍，描述得更加精准：“本官稍有瑕疵，辄指为把柄，讲呈说告，恐吓多端，卖访勾窝，陷害无罪。于是长厚受其挟制，莫敢伊何；严刻者化为痴呆，惮于用罚。”
知县上任，往往会带至少两个师爷幕友，一个精通刑名，一个精通钱粮，分派到六房，就是为了从胥吏手里稍微夺回主动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