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历二十八年（1600年）的九月初九，正逢大明的传统佳节——重阳节。
在这一天，帝都的天家会登上万岁山，登高燕饮，簪菊泛萸。从京城到十三个布政使司、南北直隶的普通百姓，同样也要畅饮重阳酒，分食花糕。家里有女儿的，还会在这一天返回娘家，一起拜祭灶神和家堂，其乐融融。
不过此时的南直隶徽州府婺源县，却是一片愁云惨雾。居民们虽然也忙于重阳之事，可都有些心不在焉。从知县、县丞、主簿、典史、县学教谕到当地有名望的乡绅乡宦，都聚在紫阳书院，一脸颓丧，一脸愕然。
就在一天前，有本县的快手从南京风尘仆仆地赶回来，抄回了一份乡试榜单。
明代科举分为三级：乡试、会试、殿试。其中乡试是行省一级的考试，三年一次大比，考试时间是在八月，因此又称“秋闱”。能通过秋闱乡试的士子，成为举人，有了进京跃龙门的资格——范进中举，境况立即天翻地覆，可绝不是小说家夸大。
万历二十八年庚子，正是大比之年，整个南直隶的学子都汇聚到了应天府，集中考试。乡试一共三场，一般于八月九日、十二日和十五日举办，放榜日期则视考官阅卷速度而定。像南直隶这种文教繁盛之地，每一届考生都高达四千余人，往往拖到九月初才会放榜。
榜单一出，婺源县派去观榜的快手第一时间抄了结果，回报县里。
这次结果，让他们无比震惊。
婺源，脱科。
就是说，婺源县去考试的士子，一个中举的都没有。
严格来说，这一届婺源县中举的有两个人，一个叫汪元哲，一个叫汪若极。不过他们俩一个是六合人，一个是旌德人，只是寄籍在婺源县学。所以更准确的表述是：万历二十八年秋闱，婺源县本籍学子全军覆没。
这简直太荒唐了。
婺源是什么地方？那是朱熹朱老夫子的祖籍所在，儒宗根脚，灵气攸钟，一等一的文华毓秀之地。
即使好汉不提当年勇，只看本朝往届乡试成绩：上一届，也即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年），婺源籍中举士子七人；再上一届，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年），中举士子六人；再上一届，万历十九年（1591年），中举士子七人；甚至在万历十三（1585年）、十六年（1588年）两届，每一届都赫然有八位婺源士子过关。前追隆庆、嘉靖、正德、弘治、成化诸代，哪一届秋闱，婺源县都能拿下至少一掌之数的解额。
要知道，这可是南直隶，是竞争最残酷的考区。婺源区区一县，能保持如此之高的中举率，足可以自矜文运丕隆。
这么一个科举大县，今年竟然被剃了一个光头，这怎么可能？
婺源人的第一个念头是，不会主考官在舞弊吧？
科场舞弊，不算什么新鲜事。不过这一届的主考官，一个叫黄汝良，一个叫庄天合。黄汝良是著名的清直之臣，顶撞过藩王，惩治过南京守备太监；庄天合是万历皇帝的老师，行止端方，两个人都不像是会作弊的人。
那问题只能出在提调官身上。
提调官是负责科举具体庶务的官员，最容易居中搞搞猫腻。这一届的提调官是应天府的府丞，叫徐公申。婺源人一打听，问题还真出在这家伙身上。
嘉靖四十年之后，应天乡试不允许南直隶籍贯的人做主考官，以防有偏袒同乡的行为，对提调官的籍贯却没限制——毕竟提调官不管阅卷，想偏袒也没办法。
可人的智慧总比规则要高明一些。不参加阅卷，同样有办法做做手脚。
徐公申是苏州长洲人，他利用提调之权，故意把老家苏州、松江、常州三府的卷子和江北的庐州、凤阳、淮安、扬州四府的混在一起，先送进考官房；等到阅卷过半，他再把应天、镇江、徽州、宁国、池州、太平六府的卷子送进去。
科举都是主观题，是否中举，完全取决于考官一念之间。江南士子的水平，比江北高出一截。徐公申把江南三府和江北四府的考卷掺在一起送进去，无形中会产生对比，让三府中举率更高。
更何况，本届乡试人数太多，考官阅卷的时间有限，容易心理倦怠。批前面的考卷，可能还会仔细批阅品味；批到后来，便开始敷衍，恨不得全刷下去才好。徐公申把应天等六府的卷子押后送达，等于为自己老家淘汰掉了一半竞争对手。
对这个行为，六府考生愤恨不已，却也无可奈何。
人家一不受贿泄题，二没冒名夹带，三无涂改考卷，只不过是改了改送卷的次序，没违背任何规则。因此这件事虽惹得物议汹汹，但终究还是不了了之。婺源人得知真相之后，悻悻而退。算了，这次运道不好，下次咱们再来讨回公道。
三年之后，万历三十一年（1603年），癸卯秋闱再开。这一次应天乡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，赴考士子超过六千人，是明代南直隶乡试人数最多的一届。而录取解额只取一百三十五人，百分之二的录取率，可谓空前残酷。
这一次婺源县尽遣精英，务必要一雪前耻。
重阳节之前，榜单贴出来了。
婺源士子中举者，有施所学、方大铉、余懋孳、卢谦四人，其中卢谦是庐江籍，婺源本籍的只有三人。
总算没脱科，但也仅仅比没脱科好那么一点点。不过婺源人的希望还没彻底断绝，因为考试还没结束。
乡试结束后，全国举子将在次年的年初赶赴京城，参加礼部举办的会试，称“春闱”。会试通过的考生，叫作贡士，仕途之望已是板上钉钉。接下来皇帝会亲自主持一场殿试，没有淘汰，只为这些贡士排一个名次，分三等。
一甲有三人，赐进士及第，即我们所熟知的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；二甲若干人，赐进士出身；三甲若干人，赐同进士出身。
婺源的举人数量不少，只要任何一位能在会试和殿试拿到好成绩，就足以抵消婺源县在乡试中的发挥失常。
转眼来到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年），会试考完，殿试金榜很快也公布了：一甲三人，没有婺源学子的名字——顺便一提，这一科的榜眼是未来几乎挽救大明的孙承宗；二甲五十七人，也没有婺源学子的名字；直到三甲放出，才在第一百零一的位置上出现了余懋孳的名字。
哦，对了，陪余懋孳在三甲队伍的，还有一个毛一鹭。将来他会成为应天巡抚，在苏州杀死反对魏忠贤的五个义士，成就一代名篇《五人墓碑记》。
金榜名单传到婺源县，整个县城陷入一片恐慌。
整整六年时间，整个婺源县只出产了一名同进士和两名举人。这个成绩在那些边鄙小县，或许是不得了的成就，可对婺源来说，却不啻是场灾难。
往小了说，学子的科举成绩，决定了当地官员的考评。像是县学教谕，至少得培养出三名举人，才能获得升迁资格。若是连续几届秋闱失利，连知县的治政能力都要被质疑。
往大了说，科举是进入大明官场的唯一正途。入朝则为高官，致仕则称乡宦，当地的政治实力和话语权，取决于本籍士子们的仕途之路，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。
现在连续两届科举惨淡收场，也难怪婺源的乡绅乡宦们如此紧张。举人梯队断了档，意味着在未来二十年内，婺源县的影响力将狠狠下降一截。别说跟其他府县对抗，就是在自家徽州府比较，婺源也将落后于歙县和休宁县，沦为二流之列。
这可不只是面子受损，还涉及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分配。大明地方上起了纠纷，当地乡宦会联名上书，表达意见。谁家的乡宦地位高、牌子硬，谁就能占便宜。婺源现存的老乡宦们，实力还比较强，可他们早晚会死，如果没有新鲜血液补充，长此以往，县将不县。
危机临头，当地的有识之士们纷纷开始反思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。
县学的师资力量，不可谓不尽心；县衙对教育事业的重视与支持，不可谓不周致；婺源大小家族对士子的供养，不可谓不丰厚；婺源境内的读书风气，不可谓不浓厚。
一切都运转正常，总不能说婺源这两届是单纯运气不好吧？
怎么不能？
大家正在议论纷纷，这时婺源县学里有一位叫程世法的生员，他提出一个猜想：婺源的运气不好，会不会是风水出了问题？
别笑，他是认真的。明代笃信风水之说，徽州这里尤其痴迷。都说徽州人爱打官司，这些官司里有一半是因为各种风水侵争。他们认为风水格局关乎一家之际遇、一族之起伏，乃至一地之兴衰，必须予以重视。
婺源的风水，一向被本地人引以为傲。境内号称“群山入斗、风云绵密”，无论格局还是形势均是上佳，因此才能孕育出朱子这样的圣人。整个婺源风水的核心，恰好坐落在一条龙脉之上。
要讲清楚婺源这条龙脉的厉害，得先讲讲它的来龙和去脉。
在婺源县的北方，有一座大鄣山，《山海经》里叫作“三天子鄣”，属于黄山余脉。它像一条巨龙般盘卧在皖赣边界，号称“诸山祖源”。大鄣山系黄山向南伸出的一条旁支，没走多远，奇峰陡起，拔起一座海拔一千六百三十米的擂鼓峰——婺源境内的最高峰，也是婺源龙脉的来龙所在。
擂鼓峰的山势先向西南，再转东南。一条地脉跌宕盘结，不断经过退卸剥换，从通元观、石城山、郑家山、西山至里外施村、里外长林、石岭，并于船槽岭过峡。
船槽岭这个地方，地质特征特别明显。它的山顶凹陷内收，状如狭长的船槽，故称船槽岭。其中最大的两处凹陷，分别叫作大船槽和小船槽。其上有文笔峰，有砚池，还有日月双峰对峙，俨然文脉气魄。
在大小船槽之间，有一条很狭窄的通道。龙脉于此过峡，并分为三条支龙。第一条龙伸向西南，至严田散为平地。第二条龙奔向东方，直接挺向清华镇，在那里与婺水汇合，呈长龙入水之势。婺水在清华镇外与月岭水、浙溪水合拢，挟着龙脉余势继续南下，化为星江河直入婺源县城。第三条龙则是向南方走杨村、峡石、洪村，延展到婺源县城。
从地图上可以看得很清楚，这一段山脉的形体非常清晰，枝干匀称，跌顿有序，主脉直进而少盘结，这在风水里，叫作“进龙”，主青云直上。加上它又与星江河互相烘托，龙借水势，格局更为深闳。
明代的风水大师，曾经如此评价婺源龙脉：“龙峡展开大帐不下数里，中为中峡，前后两山相向，三龙会脉，中夹两池，合为一山，形家所谓‘朋山共水，川字崩洪’是也。峡内五星聚讲，文笔插天，砚池注水，石石呈奇，难以尽述。左右帐脚，护峡星峰，跌断顿起，胚秀毓灵，真通县命脉所系。”
这个“中峡”，即指船槽岭，乃是龙脉正干的枢纽所在。从风水理论来说，确实是一个有利于出文曲星的格局。在一些婺源文人的笔下，甚至把船槽岭和泰山相提并论，后者孕育出孔圣，前者孕育出朱子。
风水虚妄与否，姑且不论，反正当时的婺源人真诚地相信这个理论，认为龙脉与本县文运息息相关。
程世法懂一点逻辑，他觉得既然本县龙脉能庇佑文脉顺畅，那么如今金榜荒芜，想必一定是龙脉出了问题吧？于是他着手做了一番调查，调查结果令程世法十分震惊。
按照行政区划，大、小船槽岭属于婺源县的十七都、十八都、二十三都和四十三都——都是在乡之下的一个行政单位——这四个都的区域，恰好涵盖了龙脉中最重要的过峡一段。
不知何时，在这四都一带的山岭之间，多了许多灰户。
灰户，即专门采制石灰的工匠。
于谦于少保曾经写过一首《石灰吟》，抛开个人志趣不谈，四句诗恰好是古代采制石灰的标准流程：千锤万凿出深山——将石灰岩从山体上凿下来；烈火焚烧若等闲——把石灰岩碎块与木材或煤炭分层铺放，引火燔烧，把碳酸钙转化成二氧化碳和氧化钙；粉骨碎身全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——在加热过程中，石灰岩块彻底变成白粉末状的生石灰。
石灰在明代的应用范围极广，举凡建筑、消毒、装饰、炼丹、战争、医药、印染、造纸、船舶等行业，无不见其身影，需求量极大。
船槽岭一带的山体，主体由优质的石灰岩构成，易于开采，附近还有丰富的植被，可以就地采伐充作燃料，开窑极为便当。当时的记载称这里“随挖随烧，随烧随碎，柴省而灰美，力半而利厚”。
而且船槽岭距离清华镇极近，那里是一个交通枢纽，沿星江河南下，从上饶可入鄱阳湖，自新安江、富春江可至钱塘，自清弋江入长江，顺流可到南京、扬州，可以说是辐射吴楚，物流快捷。
船槽岭有这么得天独厚的生产条件，不搞石灰产业，简直是天予不取，反受其咎啊。
可是在风水理论里，龙脉以山石为骨，以土为肉，以水为脉，以草木为皮毛。如今这些灰户在船槽岭天天凿石挖土，伐木焚林，等于是在龙身上一块块地剜肉下来。
本县龙脉天天被灰户凌迟，这婺源士子在科场上不吃瘪才怪呢。
领悟到这一层道理之后，程世法一头冷汗地跑回县学，把这个发现讲给同学们听。他的同学大多来自婺源大族，回去之后讲给家里长辈听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终于惊动了婺源县的大佬们。
万历三十二年开春，一封请愿书送到了婺源知县谭昌言的案头。
谭昌言打开请愿书，还没看正文，先吓了一跟头。这请愿书的开头两个字是“具呈”，文书惯用的抬头，意思是备办呈文。接下来，则是密密麻麻一连串人名，足有五十五人。
名单最前面的，是曾在朝中做官的乡宦们，总共三十四人，随便一个名字都掷地有声：有兵部左侍郎汪应蛟、户部右侍郎游应乾、太仆寺卿余一龙与汪以时、大理寺正卿余启元、大理寺右寺丞余懋衡、云南广南知府汪昌龄等，还有一大堆广西按察使、辽东兵备副使、福建布政使、礼部郎中、江西道监察御史等等，最低也曾是副部级高官。
唯一的例外，是刚刚得了同进士出身的余懋孳，他是婺源两科独苗，还未授官职，但已有资格与这些先贤同列共署。
这三十四人，个个身份优崇，人脉深厚，可以说是婺源县实际上的统治者。在他们之后，还开列有八位举人、八个贡生，以及三个廪增附生。
举人不用多解释，贡生是指那些被府县选送入国子监的优秀生员，大概类似于特招或保送。而这个廪增附生，就非常奇怪了。
明代的儒学官校有人数定额，朱元璋规定府学四十人，州学三十人，县学二十人，称为廪生，由国家每月发米养活。后来随着科举制度逐渐成熟，读书人越来越多，但祖制又不能变，怎么办？官府只好再增加一部分名额，这部分人叫“增生”，不享受廪米待遇。后来“增生”名额也不够了，再添加一部分，叫作附生，即附学生员。慢慢地，廪、增、附变成了三个学生等级，刚入学的统统是附生，如果考试成绩好，可以升格为增生，再升廪生。
换句话说，廪增附生就是婺源县学里的学生仔。
这些学生何德何能，能跟前面那些高官学霸同列？原来这三个人叫俞起震、程元震和程世法。很明显，程世法是“龙脉被毁之说”的首倡者，那两位同学曾跟他一起结伴勘查。所以他们三人虽然身份低微，但仍可以附骥凤尾，篇末署名。
谭昌言看完了具呈名单，胆气已然弱了半截，赶紧往下看正文，瞧瞧这些大佬到底有什么诉求。
正文倒不算长，三百多字。开头简述了一下婺源风水龙脉有多重要，然后笔锋一转：“近龙愚民乃以射利之故，伐石烧灰贩卖，以致龙身被削，肢爪被戕。故庚子秋闱脱科，癸卯贤书仅二。生等蒿目痛心，恐石尽山赭，不独人文不振，将来尤大可虞。”
“蒿目”一词，出自《庄子》“今世之仁人，蒿目而忧世之患”，引申为忧虑地远望着那艰难时局。
用这么一个典故，便把大佬们的心态表达明白了。大佬们的诉求简单明了，要求官府“立石严禁，以杜凿伐”，彻底禁绝烧灰行为。
谭昌言是县官，自然知道婺源有烧灰的营生，更知道这产业的利润有多大。光是清华镇的税卡，每年就能从石灰贸易里收得上千两白银。
这么大的利润，足以培育起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。俗话说，断人财路，如杀人父母，自古赚钱的生意最难动。乡宦说禁绝容易，官府真要厉行查封灰户，搞不好会掀起一场大骚乱。谭昌言为官谨慎，可不想轻易蹚这摊浑水。
于是他很快做出批复：“合帖生员程世法等，前往船槽等处地方，勘明议报，以凭定夺。”
既然程世法认为是龙脉风水问题，那便请这位生员再去一次，详细调查一下到底有多少灰户、多少灰窑、对山体伤害有多大。更重要的是，得查清楚，烧灰和科举不顺之间有多大相关性。
最后这一点特别重要。烧灰之举早已存在，而前几届婺源科场表现很好，直到最近两届才连续失利。两者之间的因果似乎牵强了点……就算真要禁绝，也得给个差不多的理由才行，不然何以服众？
于是程世法肩负着阖县父老的重任，在万历三十二年二月初十再次进山。
这次他是奉官命前往，除了有俞起震、程元震两个同学陪同，还有十七、十八、二十三、四十三都的都长、里长、里老人等当地负责人跟随。
程世法在这一次的调查中发现，情况比他先前了解的还要糟糕。比如船槽岭上本来有日月双山，左脉为月山，又名寨山，右脉为日山，又叫蓬头山。经过灰户们的不懈努力，月山几乎被凿成平地，日山也岌岌可危。附近的文笔峰干脆被折了一半，只有峰下的砚池尚存。
更有甚者，居然在船槽岭的龙脊之上用火药炸山，以便获取石料，炸得龙脊千疮百孔。
程世法细细询问了一下，发现灰户多是当地居民。他拿出官府和乡宦们的文告，警告乡民们不得继续伤害龙脉，否则婺源要倒大霉。乡民们的反应却不甚积极。脾气好的，找理由说石灰是自家种田用的；脾气不好的，比如严田一带的村民，气势汹汹地回答关你什么事，气得程世法直骂他们是顽民。
调查结束后，程世法回报谭知县：灰户规模很大，龙脉状况堪忧。至于村民们讲的“种田自用”，程世法认为这纯属扯淡，婺源植被茂盛，种田用草木灰足够了，哪儿用得了那么多石灰？这些顽民不去老老实实经营本业，为了牟利而瞎找借口。
说实话，村民们说“种田自用”，固然是借口，但程世法这个说法，也有点何不食肉糜。
婺源这个地方，县志里记载其形势：“山踞八九，水与土逼处其间，才一二耳。”也就是说垦殖率仅有10%—20%。婺源居民如果单纯务农，情况会很凄惨。当地乡绅余懋衡在《北乡富敬堂记》里如此描述：“民终岁勤动，竭土之毛，自供赋徭外，所余不支数日之需。”
农民靠种田几乎活不了，那只能自谋生路。而婺源县的几项主要营生——茶叶、木材、徽墨、白土等，都被婺源大族垄断，普通百姓别无选择，不去烧灰怎么活？
程世法出身于湘公程氏，自然从大族立场去看待问题。反正自家是做生意的，农民收成如何，哪里及得上龙脉存亡重要。
谭昌言久为父母官，对基层情况心知肚明。不过他想要的，不是烧灰的实情，而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封禁理由，来证明龙脉和科场的关系。
没想到程世法连这个理由也准备好了。
婺源烧灰业是何时开始的呢？程世法打听到了一个确切的时间——嘉靖四十三年。在这一年，婺源有程姓与胡姓两户人家跑到船槽岭下，开窑烧灰，很快其他居民也纷纷跑来效仿，一时间凿遍了龙峡正干与左右支脉。
婺源的老人们一听“嘉靖四十三年”这个时间，无不眼皮一跳。
嘉靖四十三年，对婺源来说绝对是记忆深刻的一年。在那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，百余名来自处州、衢州、金华等地的造反矿工杀入婺源境内，四处为盗。
矿工在那个时代是最有战斗力的群体，身强力壮，纪律性强，又吃得起苦。就连戚继光招募戚家军，都要从矿工里选拔，可想而知这支流贼有多凶悍。一百名矿工，战斗力恐怕相当于千人的地方团练。
婺源小小一县，完全束手无策，只好任凭这伙流贼四处烧杀抢掠。这些矿工后来和其他流贼合伙，气焰十分嚣张。当时的婺源知县忍无可忍，派兵去围剿，反被击溃。流贼们杀至县城弦高镇，打死一个指挥，又焚烧北门突入，恣意劫掠，整个县城化为一片废墟，整个徽州为之哗然。
后来还是徽州府从金衢道借兵围剿，才算是将其扑灭。这次寇乱持续了两年之久，给婺源留下了极其惨痛的记忆。（徽州府借兵这事，还牵涉另外一起公案，请看《徽州丝绢案始末》。）
程、胡两家开挖船槽岭是在嘉靖四十三年夏季，到了年底就爆发了寇乱。龙脉一损，立刻给婺源带来了血光兵灾，两者之间的关系还不够明显吗？
程世法还特别指出，自从开挖船槽岭，婺源境内灾害频频，有兵燹、飞蝗、久旱、洪涝，甚至还赶上两次山体滑坡。可见船槽岭的龙脉不只关乎县学文气，还与整个婺源的气数密切相关。
其实在船槽岭烧灰之前，婺源碰到的灾难一样不少。但程世法有意把嘉靖四十三年之后所有的坏事，都说成龙脉被毁的结果，一项一项排比开列，听上去确实挺耸人听闻。
这么一说，龙脉安危不只影响科场成败，还攸关整个婺源县的福祸，那些对科举不大感兴趣的百姓，必然也会为此紧张起来。有这么一个理由，就足可以争取到足够的舆论支持，让官府直接宣布保龙禁灰了。
不过知县谭昌言没有立刻从谏如流。他和程世法身份不同，看待问题的方式自然也不一样。身为本县主官，谭昌言考虑更多的是婺源局面的稳定。
禁绝灰户们烧灰简单，但他们一旦生计断绝，就会聚众闹事，甚至沦为流贼。万一酿成嘉靖四十三年那种暴乱，从老百姓到官员都要倒霉。一个负责任的官府在推行政策时，一定会准备好相应的疏导方案，简单粗暴地一禁了之，却不去想后续应对措施，那叫顾头不顾腚。
因此婺源官方在下达禁令之前，还得给灰户们留出一条活路来。
这条活路，谭昌言早已经想好了——官赎。
船槽岭一带有很多私地，张家占了这个山头，李家占了那个山头。那些山民持有地契，都是合法私产。根据程世法的调研，灰户们之所以如此大胆肆意，正是因为灰窑都设在私人山地内，自家地盘，我想挖啥谁也管不着。
而官赎的做法是：由婺源县衙出面，以官方身份赎买山民们的地契，把船槽岭附近散碎的私地变成一整块官地，这样官府实行禁灰政策，便名正言顺了。而灰户们卖地换得银钱，去买田也罢，去跑商帮也罢，有了活路，自然也就不闹了。
至于买山的经费来源，也不是问题。
这笔回购费用，叫作“捐俸”，名义上是谭知县感念民众贫苦，毅然捐出自己的俸禄。其实一个知县一年俸禄才九十石米，根本不够。谭昌言只是做出一个表率，真正出大头的，是婺源当地的大族乡宦们。
这是明代一个很流行的做法，一逢灾年，常有知县、知府带头捐俸，赈济灾民，当地士绅“感于”义举——或者叫迫于压力——也会纷纷捐银输粮。
在婺源县看来，你们有钱人既然想保龙脉，付出点代价也是应该的。
谭昌言是个谨慎的人，他觉得需要给灰户那边也提前通个气，留点缓冲期。于是谭知县委托程世法二次进山勘探，给那些灰户开了个吹风会，说官府准备购买你们手里的地契。
程世法很快回报，灰户们的反应很积极，无不“欢呼祝颂，乐为还结，慕义愿输”。
摸清楚各方面的反应，谭昌言心里有底了。万历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，婺源县正式发布了一份保龙公告。
在这份公告里，官府划定了一个范围：从船槽岭顶东连大岩外至通天窍、水星、狮山、月山、象山、土星一带，以及西连小船槽岭外至朱林、洪李、日山、龙山，四面前后上下山顶山脚石坦，并水岩山、通岩洞、石城山、重台石一带，皆划入婺源龙脉保护区，不许任何人入山开伐。
为了让禁令更有震慑力，公告里还特意点了船槽岭附近八位里约、七户山林业主以及六家灰户的名字，要把责任落实到户。公告里语气严厉地警告说：
“如有仍前至所禁内挖凿取石，起窑烧灰，并肩挑船载等情，许地方里派约保即时指名呈来，以凭拿竟。定以强占山场，一律坐罪。如里约地方容隐不举者，一并究治，绝不轻贷。”
接下来，公告里给出了官赎方案，催促各山的业户尽快拿出地契，去婺源衙门办理赎买手续，还规定了奖惩措施，先来的另外有奖励，不来的要查究到底。
这时一个问题浮出水面：如果船槽岭封了山，那么婺源县本身对石灰的需求该怎么解决？总不能坐守石灰宝藏，去外地另买吧？
这种情况，公告也考虑到了，特意另行划定了一个范围：“地方做墙，自有涌山、石壁、岩前、甲路等灰。”那一带的山岭也是石灰岩质地，但远离龙脉，想烧去那边烧好了。可见婺源官方设计出的这个方案，当真是滴水不漏。
在公告的最后，谭昌言还不忘强调一句：“各宜体谅，毋得故犯。”这一句“各宜体谅”，可算是把婺源知县的苦涩给点出来了。
明代知县的地位很微妙。他在一县之内并非乾纲独断的土皇帝，更像是一个“各宜体谅”的协调角色。朝廷下发的训谕政令要落实，乡宦豪强的需求要安抚，贫民寒户的生计要照顾，军队与地方的关系要斡旋，甚至连衙门里的胥吏都不得不有所顾虑——诸房小吏都是世袭职位，熟知当地情形和文牍技术，真想搞出什么猫腻，一个外来的流官很难查知。
谭昌言的这一篇公告文，可以说是明代知县施政思路的一个实例，体现出了高超的平衡手腕。士绅们虽然出了钱，但保住了龙脉；灰户们虽然没了营生，但得了实利；官方居中协调，分文不出，即把一大片山地收归国有，可谓皆大欢喜。
这个办法试运行了一年，谭知县觉得成效不差，于是将整个保龙方案上报给徽州府申详。
这个申详，是公文术语，意思是向上级详细汇报，以便让高层及时掌握情况。因为从法理上来说，婺源知县提出的“禁绝烧灰”只是一条临时行政命令，只有得到徽州府的认可，才能形成一项永久地方法规。
万历三十三年（1605年）四月二十四日，申详正式提交徽州府，由知县谭昌言、县丞马孟复联合署名。正文里别的话没多说，只是反复强调了龙脉毁伤对科场的影响：“迩来秋闱不振，士子多抱璧之悲。倘日后正脉尽颓，学宫有泣月之虑……厘革系通邑公情，盛衰关学校大事。”
【注释】迩来秋闱不振，士子多抱璧之悲。倘日后正脉尽颓，学宫有泣月之虑……厘革系通邑公情，盛衰关学校大事：我县近年来在乡试中的表现总是不尽如人意，士子个个才高八斗，一到考试就发挥失常、名落孙山，真可惜啊真可惜！倘若日后龙脉彻底崩塌了，我县的科举成绩还有啥盼头呢？恐怕只有独自对月哭泣的份了！（所以，不能再等了。）必须整顿改革，禁绝烧灰，保住龙脉，这是我县所有老百姓的期盼，是关乎科举兴衰的头等大事！
从府一级的视角，最为看重的地方上的两项宏观数据一个是税赋，一个是科举。前者关乎钱粮，后者关乎官场。婺源县的官员反反复复强调“秋闱不振”“县学盛衰”，正因为这是徽州府最关心的痛点。
果然，此事上报之后，引起了徽州知府梁应泽的高度重视。不过他也很谨慎，没有大笔一挥表示同意，而是回了一封信给婺源县。
在回文中，梁应泽问了一连串的问题：“此岭来脉自何山？其峰高若干？呈中崩洪、日、月、文笔、砚池各何所指？坐落何方向？何都图？离县学远近若何？当地之民何以不遵？岂有奸豪主于中而鼓愚民以无忌？”
这些问题问得如此详细，说明徽州府并不完全信任婺源县的保龙报告，要看更具体的数据。
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，要知道，虽然知县是知府的下属，可他的任免权在吏部，两者的利益并不完全统一。知县为了一己私利，瞒报蒙骗知府的事，在明代屡见不鲜。
梁应泽看得出来，“禁绝烧灰”这事牵涉重大，光是婺源一篇申详没法让他放心。尤其是，婺源县有意无意地透露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，他不得不把话挑明了问。
这个细节，就是徽州府回文的最后一个问题：“岂有奸豪主于中而鼓愚民以无忌？”是不是有当地的土豪劣绅在背后指使老百姓烧灰？
梁应泽老于治政，一问就问到了关键。婺源县在报告里轻描淡写地说是愚民毁山，但区区几个愚民，怎么会有这么大胆子，又怎么会搞得这么大？
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船槽岭下的每一户灰户都是自己开窑，自己凿山，自己烧灰，烧完灰以后自己再挑出山区运到清华镇去卖，成本会高到无利可图。别说“白粉”了，就是真正的白粉都不会让生产者自己去管渠道分发的事。
用现在的话说，个体户烧灰加卖灰，这个营利模式有问题。
《金陵琐事》里讲过一件真事。有一个叫陆二的人，以贩卖灯草为生。万历二十八年，他带了一船灯草往来吴中，被沿途税卡征税。一船灯草只值八两，可陆二光是交税就交了四两。眼看往前又有税卡，陆二一气之下，把灯草搬下船，上岸一把火烧了。
石灰和灯草一样属于量大价贱的商品，真要灰户自己去贩卖，只怕和陆二一样直接被关税抽死。
只有产量上了规模，成本才能降下来。因此灰户的上头，肯定存在着一级中间商，一头在船槽岭统一收购，一头统一运输到清华镇销售。
这个中间商，不是一般人能干的。他既得有庞大的经济实力，也得在地方上有足够的影响力——说得直白点吧，灰户背后一定有婺源县的豪强或商帮在支持；说得更直白一点，搞不好整个烧灰产业就是这些人投资的，灰户只是为他们打工的佃户罢了。
这些事情不说明白，梁应泽怎么敢随便批准呢？
谭昌言接到徽州府的回文，读明白了上司的顾虑。他立刻着手回复一文，详尽地解释了整个船槽岭的来龙去脉、诸峰形貌等等，还附了两张图。
关于梁知府询问的运营模式问题，谭昌言拍着胸脯表示：“愚民窥利不已，虽无豪势之主使，实同顽梗之故违。”意思是，这些灰户背后没什么人，单纯的刁民罢了。他还特意强调说，这并非婺源县自作主张，而是诸多有力乡贤上书请求的结果。
既然有力乡贤都主张禁绝，那么灰户背后就算有人支持，也不是什么大佬，否则早跳出来反对了。您就尽管放心吧。
这封呈文还没顾上发出去，婺源县就出事了……
本来在婺源县和徽州府文书往复期间，县衙已经开始了官赎工作。县丞马孟复亲自督战，一个一个村子走过去，先后已有三个业主过来卖了地契。可没想到，马孟复一到长林，就被当地村民给围住了。
长林位于清华镇西南方向的马鞍山南麓，村子里多姓程。这里本叫长霖，取意“贤名济世，霖泽乡里”，后来误传为长林。它的位置，恰好在船槽岭龙脉的中段，受禁令的影响最大。他们对马孟复极不客气，聚众围堵，强烈抗议，要求知县取消成命。
这个消息要是传到徽州府耳中，婺源县肯定要吃挂落。谭知县擦擦冷汗，赶紧去问到底怎么回事。
开始他以为这些愚民贪婪牟利，可再仔细一打听，人家聪明得很，知道龙脉这个话题不能碰，他们抗议的，是灰税的问题。
开采船槽岭上的石灰矿，是需要缴税的，谓之灰税。长林人说，现在要我们停止开采，可又不取消灰税，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？
开矿收税，不开矿不收税，这诉求挺合理的啊，可为什么婺源县的公告里没提取消的事，难道是知县大人给忘了？
还真不是。知县大人如今也是满嘴苦涩，这个灰税啊，还真是个麻烦事。
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年），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：他派遣宫内太监前往全国各处，收取矿税——矿指开矿，税指榷税，也就是商业税。
按说多开矿场、增收商业税，也是调节财政的一种正常手段。可一来，万历皇帝派宫里的太监充作矿监税使前往各地，这些太监不懂技术只懂敛财，借这个机会大肆勒索，在民间造成了极大的混乱；二来，万历皇帝把这笔收入全解入内库，变成皇帝自己的零花钱，不列入国库之内，跟朝廷财政无关。
结果这个矿税成了全国深恶痛绝的一项政策。
单说开矿吧，它的收入主要来自金、银等贵金属矿场。但公公们贪心不足，觉得涵盖范围太窄，自作主张，又想开水银、煤炭、朱砂、石灰等矿。可是公公们人手不够，顾不过来，怎么办呢？简单，直接针对民间已有的各类矿场征税就得了。
这种税如附骨之疽，沾上就脱不开。比如说，你今天开了一个汞矿，按照三成比例缴税。挖了一个月，矿藏见底了，那税还交吗？还得交！那矿已经挖空了怎么办？不管，只要官府的矿场税簿有你这么一号，就不能以任何理由销掉。你开新矿也罢，继续种田也罢，总之得把这笔税补上。
船槽岭烧灰的灰税，正是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收的。收上来的税款，被公公们直接送进万历皇帝的小金库，根本不经过婺源县、徽州府以及南京承运库这条国库线。他们收了多少银子，地方政府无从监管。
于是事情尴尬了。婺源县可以下禁灰之令，却无免税之权。谁那么大胆子，敢替皇上省钱？可是不免税，烧灰根本无从禁止，非激起民变不可。
谁也没想到，这么一个小小的争议，居然会扯到天子。谭昌言抓了半天头发，又派人去细细勘问，才算从这个僵局中理出一缕解决的希望。
原来船槽岭的开采规模太小，利润又薄，矿监税使们懒得亲自来，而是用包税的形式来收税。所谓包税，是这么运作的：比如有一个叫张三的人，跑去跟李四公公说，船槽岭太远，不劳您亲自关注，您把那边的税包给我，甭管我怎么收，反正每年给您送来100两银子。李公公一听，挺好，准了。张三拿着李公公的片子跑到矿上，让灰户王五、付六两家开烧，统共收上120两银子，100两给公公，20两自己留下。
说白了，这种模式就是官府把税收任务承包给个人，约定一个上缴额度，超过额度的即是包税人的利润。
对粗放型政府来说，这么做特别省事，但副作用也特别大，因为包税人不是政府，他为了获取利润会拼命压榨地方，不崩溃不罢休。在那个例子里，张三为了获取最大利益，一定会拼命压榨王五和付六，压榨越狠，他得钱越多。
包税在宋代叫买扑，只在某些市集试行过。而元代连田税都敢包税，终至天下动荡。等到明代户籍制度建立起来之后，包税基本上销声匿迹。直到万历矿税大起，它才又露出端倪。太监们人手有限，而要收税的地方又太多，像船槽岭这种偏远地带，索性承包出去就好了。
也就是说，只要找到船槽岭的这个包税人，婺源县应该还有机会解决灰税问题。
接下来谭昌言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，文献上并无记载。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，长林抗议事件后没几天，灰税居然奇迹般地取消了。
虽然这段历史隐没于黑暗中，无从揣测，然而从婺源县发布的公文里，我们多少能猜到一点隐藏剧情。
五月二十八日，婺源县就龙脉事件正式回复徽州府。在最终呈给上级的定稿里，谭昌言先是回答了之前梁知府所提的若干问题，然后说了一句暧昧微妙的话：“长林抗禁之情，尤藉口于灰税……向以包税之故，反启伤脉之端。而不独为县龙、学龙大害，而与设法包矿保全山灵之意，亦大悖矣。”
翻译一下：长林抗议啊，是因为灰税的事。当年包税导致龙脉毁伤，这不光对咱们婺源县和县学的气运有所妨害，对当初承包矿场爱护山灵的初衷，也有所违背啊。
这话说得真够费劲的。很明显，谭知县想说这一切都是包税惹的祸，可一骂包税，就会扯到矿监的公公们，一骂公公们，就会扯到皇帝。一个小小知县，谁都不能得罪，只好小小地谴责一下包税，然后还得往回找补一句，表示包税开矿的本意是好的，只是执行没到位而已。
谭知县应该是私下里跟利益方达成了某种妥协，争取到了灰税的取消。可是这些事没法摊开在台面上说，只好隐晦地点了几句因果。
有趣的是，在同一篇文里，谭知县前面还义正词严地痛斥愚民“且向所藉口者，或以灰税未除。而本县业已议豁，又复何辞！”后面忽然又说“其本岭灰税除另申豁外，谨据通邑舆情再合申报。”——前面还口口声声说我们早把灰税免了，后面却变成了我们正在研究免税的办法……
这个前后不一致的矛盾，说到底还是好面子。灰税之争，毕竟是婺源县衙理亏，但官府不能错，至少不能向老百姓认错，否则官威何在？所以谭知县用了春秋笔法，把取消灰税之事挪到长林抗议之前，显得民众特别不理性，免了税还闹事。
本来是官府收取重税，导致民众抗议，知县急忙弥补救火。这么一挪移，变成了官府早有绸缪，无知民众无理取闹，官府耐心安抚解释。
效果完全不一样了。
梁知府接到谭知县的报告，读出了其中关于包税的微言艰难之意。不过谭昌言还算能干，在县里把麻烦都摆平了，没往徽州府踢。梁应泽闻弦歌而知雅意，也不必再深究了，大笔一挥，照准执行。
婺源县先前的保龙禁灰令只是一道行政命令，现在经徽州府批准，便正式形成了一条行政法规。为了体现出足够的震慑性，婺源决定把禁令镌刻在一块巨大的石碑上，立于船槽岭进山处，让所有人都看到。
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年）二月十五日，这块石碑制作完毕，并在一干徽州、婺源官员、地方乡宦士绅以及民众的围观下，立在了婺源龙脉之上。
石碑的背面，刻的是徽州府发给婺源县的行牌公文——现在叫正式通知，不算太长，姑录于下：
直隶徽州府梁为恳保县学龙，以培地脉，以振人文事。
据本县申查，禁伤船槽岭龙脉缘由。奉批览图，峰峦秀耸，内如三龙会脉，两湖中夹，月峰左峙，日峰右起，文笔砚池，种种奇绝。惜哉，伤于愚民之手！盖缘向缺表章，是以官失呵护，则前志遗漏之罪也。矿以议包，何得妄凿？灰税驾指，又经县豁。此后，有敢盗采者，官府学校共仇之。此郡邑得为、当为、可为事理，不必转达院道也。仰县即竖石，大书严禁，有犯者许人讦告，从重究罪。仍编纂一条，补入郡志山川款中，以俟后之君子。此缴。
这篇通知为梁应泽的手笔，颇有几个耐人寻味的地方。比如他说龙脉被毁，是因为“向缺表章，是以官失呵护”，表面看是批评婺源官方漫不经心，其实是在指责万历皇帝的非法矿税才是祸根；再比如他又说“矿以议包，何得妄凿”，委婉点明了包税与妄凿的因果。
最有意思的是，梁应泽提到灰税时，用了一个词：灰税驾指。“驾”是圣驾，“指”是到达、去向，就差明说一句这税是皇上自个儿收的了。
他不是一贯为官谨慎吗？怎么突然如此大胆？
原因说来简单。两个月前，也就是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，万历皇帝顶不住朝野对矿税的抗议浪潮，不得不下旨宣布停矿分税，将此前开采的矿场悉数关停，榷税也不让太监们收了，统统转交当地有关部门。万历皇帝的矿税之策，就此告终。
既然朝廷都取消矿税了，那么梁应泽趁机抱怨两句，自然也没什么风险了。
在这篇文章的下方，还有一系列落款。为首的自然是徽州知府梁应泽，以及同知、通判、推官三人，囊括了整个徽州府的前四名高官。然后是婺源县的四位主官——知县金汝谐、县丞马孟复、主簿孙良佐、典史郑大成，以及县学的教谕、训导等人。
等一下，婺源知县的名字，似乎不太一样了。
原来在立碑的万历三十四年初，谭昌言父亲去世，已经丁忧离职。禁烧保龙，是他在婺源县做的最后一件事。婺源人感念谭昌言在这件事上的用心，特意在碑石落款处给他留了一个“前任知县”的位置。
名单再接下来，是之前闹得最凶的那批乡宦：汪应蛟、游应乾、余一龙、汪以时、余启元、余懋衡……在名单最后，是为此事一直奔走的县学生员程世法等。
这是刻在石碑背后的内容。
在石碑的正面，则刻有“严禁伐石烧灰”的禁令正文。正文很短，无非是规定了禁令所涉及的行政单位以及地理范围，和婺源县原来那份通知没有太大区别。是文下方的落款，刻的是徽州推官郑宏道的名字。
因为新一任知县金汝谐还没到任，婺源事务暂时由郑宏道代理。他的正职推官在府里负责司法实务，外号叫作“刑厅”，来宣布保龙禁令最有效力。
禁灰令虽已生效，可还得有人负责监督才行。婺源县衙人手不够，顾不到船槽岭那么广袤的山区，这个监督责任，便交给了婺源县学。
龙脉若有损伤，影响最大的便是县学的士子们，派他们去保龙，自然是责无旁贷，就像梁应泽说的那样：“官府学校共仇之。”于是婺源县学也迅速出台了一项政策，表决心说“责在通学诸生，有不能辞者”，派遣船槽岭附近学籍的诸生不时监督，一有发现，立刻向官府汇报。
石碑既立，禁约终成。灰户们灰溜溜地填埋窑灶，把青山绿水留给遍体鳞伤的龙脉。婺源县的文人们纷纷撰文，不吝溢美之词，来记叙这一次伟大胜利。
文人的笔法，比冷冰冰的公文更加鲜活。比如在大乡宦游应乾笔下，谭知县和梁知府形象十分高大：“郡、邑侯之约炳若日星，谁复敢干明宪者。”在另一位乡宦汪以时的文中，更是声情并茂地描述谭昌言在离职时，握着县学士子的手流泪道：“予兹疚心销骨，遽弃山灵，他日复耗，予之所深恫矣。”
【注释】郡、邑侯之约炳若日星，谁复敢干明宪者：知府大人和知县老爷英明神武，所立的禁令如同日月星辰一样熠熠发光！谁还敢明知故犯，触犯严明的法令呢！
予兹疚心销骨，遽弃山灵，他日复耗，予之所深恫矣：我现在心中忧苦、愧疚不安，毁谤之言害人甚烈，恐怕以后还会有人舍弃山灵，再次伐石烧灰，倘若成真，这将是我心中最深重的痛！
最夸张的是县学教谕仁家相，他撰文讲到：梁应泽闻听龙脉被毁，勃然大怒，拍案而起，怒斥“屠龙者罚毋赦”——这就近乎小说了。
无论是哪一位文豪，都高度评价这次禁绝烧灰的历史意义，称其为“保天物，弭近害，怀永图，挽文运，葆灵光”。在莘莘学子和社会贤达的齐声称颂中，这一场保龙运动轰轰烈烈地落下帷幕……
才怪。
婺源县的处置方案，确实是相当周密。可惜百密一疏，决策者们漏算了一点：人性。
人性本贪，就算已得到了利益，只要有机会攫取更多的利益，一样会铤而走险。
墨西哥曾经劝说农民放弃种植罂粟，改种热带水果，但失败了。因为跟毒品的利润相比，任何经济作物的收益皆不值一提。农民趋利避亏，天性使然，这是法律也无法禁止的事。
明代婺源的情况比墨西哥还极端。当地山林覆盖面太广，耕种几乎不能糊口，跟在龙脉上烧“白粉”相比，收入天差地远。一边是田里刨食儿，朝不保夕；一边是凿石烧灰，大秤金小秤银。你说山民们会守着一座金山挨饿吗？
虽然县里搞过一个赎卖政策，可那是一锤子买卖，不解决实际问题。从实际操作来看，根本没有多少人去赎地契，推三阻四，一年赎不回来几个山头。那些已经赎卖了地契的人，手里的银子花光之后，更会回来打龙脉的主意。
总之，从经济学角度来看，婺源本地的地理环境，注定了县里的保龙政策不可能长久。
但谁也没想到，崩坏来得如此之快。
万历三十四年，也即立保龙碑的同一年，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，灰户们重新回到了船槽岭，偷偷摸摸扒开窑口，继续开凿烧灰。
县学很快发现动静不对，派学生过来制止。那些灰户的态度极其嚣张，非但不把禁令放在眼里，而且聚起大批民众，堵住矿场入口，不许学生靠近。学生拿出公文来说你们违法了，灰户们便反驳说我们吃不上饭你们管不管？学生管不了，只好回报县学。
县学里都是秀才，秀才遇见兵，这道理怎么说得清楚？他们只好上报县衙。县丞马孟复亲自带人赶往现场，可灰户们仍旧不惧，反而恶狠狠地威胁马县丞：“不伐石烧灰，则近龙之居民，无以治生而为盗。”这词太文绉绉了，是事后官员在报告里修饰过的。原话我猜差不多就像是：“你们官老爷不让俺们烧灰，不给活路，俺们就上山落草当强盗去！”
一句话，把马孟复给堵回去了。
马孟复赶紧向新任知县金汝谐报告。金汝谐初来婺源，觉得此事十分荒唐。开矿是嘉靖四十三年开始的，你们船槽岭的居民在那之前是靠什么过活的？再说了，嘉靖四十三年以后开挖灰矿，当盗贼的人就变少了吗？
金汝谐认为这些刁民纯属胡搅蛮缠，必须严肃处理，以儆效尤。他不耐烦谭昌言的怀柔之策，直接派了衙中捕役、快手以及一些乡贤支援的仆役，前往船槽岭镇压。一通揉搓之后，大部分灰户作鸟兽散，只有一个叫洪天的人被官军擒拿。
这个洪天，是十七都下属的一个甲长，他撺掇同甲的人户一起烧灰，算是灰户里的中坚力量。马孟复亲自坐镇审问，从他嘴里问出一个不大不小的秘密。
洪天的供词是这样说的：“贫民日趋挖石烧灰，所谓佣工是也。百倍之利，则自出本聚灰囤户专之耳。”
原来真正掌握这个产业的，不是灰户，而是那些囤户。这些人多是当地豪强出身，他们雇用穷人进山挖矿，然后再集中贩卖去清华镇。
这个模式，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秘密。当年谭昌言解决灰税问题的关键，不是要找船槽岭的包税人协商吗？他找到的，正是这些聚灰的囤户。
在谭昌言时代，这些包税人一直隐没在幕后以承包商的身份操作；到了金汝谐时代，他们终于现身了。
从万历三十三年底开始，朝廷撤销了矿税政策，公公们回了京城。而这些包税人摇身一变，成了矿主，赚取的利润更多了。有这么大的利益在诱惑，难怪官府竖碑未稳，这些囤户便卷土重来。
根据洪天的交代，其时势力最大的两个囤户，一个叫俞辛宇，一个叫程济。这两个人心狠手辣，又聪明绝顶，特别擅长钻官府的漏洞，从中牟利。尤其程济，他爹是在嘉靖四十三年率先凿山的两户人家之一，可谓家学渊源。
金汝谐开始并不相信。在他看来，保龙禁灰的法规设计很完整，哪里来的漏洞可以钻？可深入调查之后，金汝谐不得不承认，自己实在是小看这些“土人”了。
此前谭昌言在设计禁令时，考虑婺源本地也有石灰需求，便留了一个口，准许居民前往涌山、石壁、岩前、甲路开采石灰。那里位于船槽岭西南方向，相距数十里，不会惊扰到龙脉。
不过涌山、甲路一带的岩质特别硬，开矿殊为不易，并不像船槽岭那么好采掘，愿意去的人少。灰户们会选择在岩石口开挖——此地位于龙脉禁区的西侧边缘，在这里采掘算是擦边球，在两可之间，官府一般不管。
俞、程两位囤户，盯上的就是这一个小小的后门。
他们是这么操作的：首先去婺源县衙门，宣称岩石口的山是俞、程两家先祖的祖坟护山，请求也划入龙脉禁区范围。衙门一听，这要求很合理，便把禁区边界朝西多扩了一圈，将岩石口圈进来。
这样一来，再有灰户在岩石口烧灰，便属于非法。
接下来，两人又主动请命，说怕宵小贪图岩石口的便利，愿意自家出钱出人，以护坟的名义顺便护山。衙门更高兴了，这既宣扬了孝道，又替官府做了监督工作，值得提倡，直接照准。
这样一来，岩石口遂成了俞、程两家的禁脔之地。他们打着护坟的官方旗号，把不属于两家的灰户都赶出该区域，然后偷偷把自家灰户放进来。
从此以后，俞、程两家的护卫每日巡山，不许闲杂人等靠近。山里灰窑却是热火朝天，烧得不亦乐乎。他们的灰户不光在岩石口开凿，还借着地利之势，摸进相邻的龙脉偷灰。
经过这么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神操作，婺源的龙脉禁令形同虚设，反成了囤户排除竞争对手、扩大生产的保护伞。金汝谐搞清楚这些门道之后，瞠目结舌，深深被婺源的民间智慧震撼。
马孟复在县丞任上很久，他给了这位新上任的知县一个建议：“俞辛宇素为不法，现在与程济等在船槽岭县龙上开窑取石，烧灰致富，殊属抗拒。捏坟并据岩口，希图再开船槽，殊属诡诈。俞辛宇、程济俱当重拟，庶儆将来。”
意思是要严加惩治，以儆效尤。
金汝谐十分赞同他的意见，在批示里讲道：“一以为己之利，一以为己之坟，自为得矣，如通邑大病何？”你们为了一己私利，也太不顾全大局了。
婺源县的一、二把手的态度如此明确，按说俞辛宇、程济算是撞到枪口上了吧？
没想到，金知县和马县丞研究了一下，发现这一枪还真是不好开。
俞、程两人的罪行无可争议，不过他们违反的是保龙禁令。该禁令属于地方法规，违法者的罪名可大可小。从重判一个“煽惑民众”，可至徒刑或流刑，如果想往死了整，弄个绞刑也不太难；从轻判的话，一个“违禁凿山”，打上几板子也就完了。
按照婺源县的本意，自然是判得越重越好。可大明各级政府的司法权限，限制很严格。知县的权限，只到笞刑或杖刑；再重一点的徒、流二刑，就得提交徽州府来判；若是死刑，还得送京里请三法司来定夺。
从金汝谐的立场来看，他绝不肯把这件案子上交。一交徽州府，上司肯定会想：谭昌言在位时，保龙令执行得妥妥当当，怎么你一上任便出了这么大娄子？俞、程二犯固然可恨，你的管理能力是不是也得商榷一下？
上任官员干得太好了，搞得现任压力巨大。金汝谐希望这事别闹得太大，县衙处理就完了。
以知县的权限，顶格处理，最多判个杖一百。当然，如果这个判决得到认真执行，俞、程二人肯定也吃不消，会被活活打死。偏偏大明律有规定，犯人有权赎刑，用缴纳罚款的方式抵扣刑罚。赎刑分成两种。一种是“律得收赎”，即法律里有明确规定的赎刑金额，并且不能赎全罪。比如你判了杖三十、徒两年，你可以交钱把徒刑赎了，但杖刑不能免；还有一种是“例得纳赎”，可以赎买全罪，一点不用受苦。
毫无疑问，俞、程肯定会采用“例得纳赎”的方式来脱罪。
根据罪犯经济状况，大明例赎分成三种：无力、有力、稍有力。无力者，依律执行；有力者，输纳米谷来赎刑；稍有力者，可以用劳役折银的方式赎刑。
具体如何折算，如今已不可考。不过在《在京纳赎诸例图》里有这么一个数据：判徒刑三年的，如选择运送石灰的劳役，工作量要折够三十七两八钱；判杂犯死罪的，运送石灰的劳役则要折够五十七两六钱。
【注释】《在京纳赎诸例图》：《大明会典》卷176《五刑·赎罪》收录了明代政府对赎刑的详细规定，其中，《在京纳赎诸例图》列有针对笞、杖、徒、流罪、杂犯死罪等刑的赎罪适用数目，包括做工、纳米、运灰、运砖、碎砖、运水和炭、运石等不同种类，并且，若是年老有疾病不能做工，可折钱缴纳。有的项目空缺，表示不适用于赎刑，如流罪与杂犯死罪，不能以“老疾折钱”来赎。
这是在京城的价格，地方上的价格会更便宜。最重的杂犯死罪，几十两银子也就赎完了，杖刑自然罚得更少。这些银子对穷人家来说，是倾家荡产的数字，可对开灰场的囤户来说，根本只是毛毛雨。
咱们现在大概能明白金汝谐的尴尬了。如果轻判俞、程二人，起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惩罚效果；如果重判，自己的官声怕是要受损。
金汝谐是浙江平湖人，新科进士，刚刚外放到婺源这里做知县。他在朝中有人关照，当知县只是刷个资历，自然要以求稳为主。
最后，还是积年的县丞马孟复教了他八个字：“上保县脉，下妥私情。”这八个字，和谭昌言领悟到的“各宜体谅”一样，道出了知县在地方上的生存平衡法则。金汝谐心领神会，很快判决出来：俞、程两个囤户各判杖刑，准其纳米例赎。
板子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。
反倒是洪天那个倒霉蛋，官府在他家里搜出几张蛤蟆岭的地契，强制给赎成官地了。没办法，县里的赎地政策快执行不下去了，需要点数据冲冲业绩。
在阅读保龙的故事时，有一点必须提醒诸位：目前保留下来的资料，都是出自官府记录、乡宦整理，倾向性很明显。俞、程二人究竟是地方恶霸，还是贫苦百姓抱团求活，不得而知。不过从灰户们此起彼伏、赶之不尽的状况来看，囤户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，绝非公文上一面之词说的那么奸邪。
书归正传。
判决完成之后，金汝谐张榜全县，再次重申了龙脉对于婺源的重要性，要求各地提高警惕，防止灰户继续为害。为了表示自己绝不姑息犯罪分子的决心，金汝谐在全县人民的注视下，宣布了一项重要措施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