乔季同的爷爷奶奶家在乡下，一个几十年都没什么变化的穷地方。膝下总共七个孩子，乔季同的爸爸排行老三。

孩子一多，就有偏心眼。乔季同的爸爸不是最出息的那个，也不是最有眼力见的那个，更不是最大或最小的那个。老两口并不是很疼爱，连带着对乔季同也一般。甚至叫名字都经常叫错，叫成乔同济。

下了火车，要坐小巴。下了小巴，还得打个三蹦子。

农村的三蹦子都很简陋，架子上糊的塑料膜。塑料膜破了，就贴块透明胶。年头越久，透明胶贴得越多，左一层右一层的，翘起一块块的黑边儿。

乔季同坐的这个，简直比济公和尚的袈裟还要破。破到看不出来是车上打补丁，还是补丁粘出个车。

乔季同坐在粉色大花床单铺的木板条上，一路跟着引擎哆嗦。他忽然想起最近超市一楼的那个减肥机。人站上去，摁了启动按钮，就跟着机器一起哆嗦。

打完折一千九百九十九。

两千块钱。能做一百趟三蹦子。怎么合计还是三蹦子划算。

北方乡下的冬天，冷得荒凉。冻得梆硬的土地，灰得白苍苍的天。偶尔过去一两辆摩托，摩托后坐载着尿素袋。

哆嗦了半个小时，到了村口。乔季同挎着布包，拎着饮料补品，顺着泥路往里走。

富裕的城市日新月异，穷苦的村落一成不变。这样一个落后的小村子，不管是十年，二十年，还是三十年，都是这样的。一样的红瓦片平房，一样的稻草垛，飘着若有若无的粪味儿和土腥。

乔季同的爷爷奶奶家在村尾，得绕过一个冻冰的小池塘。

双门的平房，连着个仓库。有个大院子，院子里养着三只猪，栓着一条狗。

狗看到乔季同，扯着嗓子开始吠。屋里的人听到动静，迎了出来。

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。

“哎呦，季同！”

乔季同点头招呼道：“二姑。”

女人快步迎了过来，一边帮他往屋里拿东西一边招呼：“季同来了。”

主屋烧着炕，炕头坐着个老太太正在看电视，炕稍坐着一圈人正在打扑克。

炕稍的几个人看到乔季同，招呼了一声：“来啦。你大姑呢？”

“大姑一会儿到。”

“哦。”

也就没了下文。

炕头的老太太这才反应过来，瞪着一双浑浊的双眼看他：“是同济啊，来，给奶奶看看。”

乔季同没有纠正，把上半身凑了过去，热呼呼地叫了一声：“奶奶。”

“哎。好。好宝。工作辛不辛苦？”

“不辛苦。”

“哎，哪能不辛苦。你大叔的孩子年前儿进厂，说累呀。”

这时候刚才的那个女人凑过来道：“妈，季同现在不在厂里，做厨师啦！”

“哦。厨师哦。厨师挺好呐。”

乔季同和老太太聊了几句，转头问女人：“二姑，晚饭做多少了？”

“都差不多了，”女人道，“就晚上的饺子还没包。”

“那我去包。”

“哎，行。不急，你歇会儿。”二姑拉着他的手坐在炕沿上，上上下下打量他。不一会儿，眼底就浮出了泪花花：“哎，这苦命的孩子，手都裂了，干后厨累吧。”

这世界对于他人的悲哀并不缺乏同情。乔季同没了爹妈，这满屋子的亲戚都是眼泪汪汪。可真轮到收养问题，又都是睁大了眼睛：俺家也难呀。